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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保护,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图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3月9日,在甘肃代表团驻地,全国人大代表、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部部长苏伯民接受了中国文物报记者专访。
  
文物保护急需专业人才
  
  “文物保护急需专业人才。”苏伯民开门见山地说。
  
  苏伯民今年的建议是将文物保护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予以认定。“我国的文物太多了,虽然国家现在极度重视文物保护,但是,相比庞大的文物数量和巨大的文物保护需求而言,国家从事文物保护的专业基础科学的研究人员和修复人才比较缺乏。”
  
  “这一状况的存在是有历史原因的。”苏伯民解释说,早期,在高校的学科建设中,文物保护没有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纳入高校,从而失去培养文物保护专业人才的有效途径,导致从事基础科学研究的高级专业人才和掌握某种修复技艺的特殊专业人才的缺乏。
  
  苏伯民去年调研时对高校培养文博人才的现状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截至去年底,我国60多所高校,相继建立了文物保护或者文化遗产保护专业或者研究方向,这说明了一个社会现象,当各地方文物的保护、研究遇到问题,会去求助高校,希望在高校寻找类似的专家予以解决。”
  
  “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在高校中,文物保护专业的学位,仍然挂靠在很多一级学科,比如历史、考古、艺术或者化学、物理等下面。”从事文物保护专业研究工作26年的苏伯民认为,“文物保护有它的独特性,它应该是一门交叉学科。文物保护本身具有独特的理念、原则、基础理论和特殊要求的一些材料、工艺及需要实现的保护效果,应是一整套完整独立的体系,且这一体系的合理性已经在国内外文物保护学科发展的历史中被验证。”
  
  而且现有高校培养的文物保护专业人才,个别培养一些修复人才,个别培养一些理论人才,但绝大多数是把文物保护的基础科学研究人员和文物修复人员混合培养。苏伯民认为,“这样培养的效果不是太理想。”
  
  苏伯民直言,文物保护专业人才的培养应该分为两类。
  
  一类是从事文物保护的基础学科研究人员。一方面是通过科技手段,对古代的文物,形成或制作的过程、工艺、材料等进行分析解剖,“描绘”出文物从哪儿来的“路线图”。另一方面是当文物受到自然和人为的影响,产生“病害”时,通过自然科学的原理,用分析、解剖、模拟实验的方式来认证“病害”产生的过程。此外,在文物修复时,涉及到使用何种材料、工艺的实际问题,特别是使用何种材料,要考虑材料的兼容性和材料对原文物的影响以及材料被用于修复后,与文物结合的持久性、稳定性、安全性。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现在从事文物保护工作的人。“行业急需这类人才。”
  
  另一类是针对几大类文物,特别是比较精美的文物,应培养既懂理论基础,又具有特殊修复技艺的专业人员,只有这样才能让最初修复文物的初衷,在修复阶段达到理想的效果。
  
  苏伯民期待,如果文物保护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予以认定,培养出来的人才对口社会需求,一批批的专业人才培养出来后,我们国家的文物保护水平会越来越高,文物保护也会做得越来越好。
  
文物保护研究无止境
  
  提出这一建议,与苏伯民自身的经历及敦煌研究院培养人才的模式不无关系。
  
  敦煌莫高窟是全世界保存壁画面积最多的博物馆,现存735个洞窟、45000平方米壁画、2200多身彩塑、24座文物建筑,享有世界文化遗产、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国四大石窟之一等众多称号。
  
  但是,敦煌壁画石窟的环境非常脆弱,敦煌壁画保护遇到的问题各式各样。20世纪80年代,敦煌研究院开启了由此前的抢救性保护转变为科技保护的探索,急需一批学习物理、化学、生物、环境等自然科学背景的年轻人来推动文物科技保护工作。
  
  而从兰州大学化学系毕业后,在甘肃地矿局中心实验室从事地质岩矿分析工作的苏伯民非常符合当时寻找自然科学背景的敦煌研究院的要求。1993年1月,苏伯民被“挖”去敦煌研究院工作,开启了其26年的文物保护科技研究事业。
  
  “当时听到去做文物保护的科技研究很新鲜,以前完全没听过,当时我很年轻,带着好奇心想去尝试一些未知的领域,所以就去了,没想一待这么多年。”苏伯民感慨地说。
  
  在敦煌研究院,苏伯民借助专业优势,迅速成长。
  
  曾主持和参加了十多项重要古代壁画、土遗址保护研究项目和保护工程,其中“古代土建筑遗址的加固研究”“敦煌莫高窟第85窟保护修复研究”分别获得国家文物局1999年度文物科技进步奖二等奖、2004年度文物保护科学和技术创新奖二等奖。他还曾获2005年度第九届中国青年科技奖,2012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每年我觉得自己对文物保护发现的问题或者认识都在逐步加深,而不是停留在一个水平上止步不前。因为工作中遇到的问题会促使自己不断地思考,不断地去研究,自然而然地推动文物保护理论的深入或文物保护方法更完备。”苏伯民认为这一过程既难忘又珍贵。
  
  2018年12月,敦煌研究院组建保护研究部,新部门承担起文物预防性保护、数字化研究保护和文物修复工作,苏伯民被任命为保护研究部部长。
  
  苏伯民坦言,“从国内来讲,目前我们团队的人数最多,有专门的实验室,研究的方向也比较完备。除了敦煌研究院自身的工作,我们越来越多地承接全国性的壁画和土遗址保护工作。就拿壁画而言,我们现在已经在二十多个省做过壁画保护工作。”虽然承接的每个项目的成果让人满意,但苏伯民和他的团队并不满足于此。
  
  “我们做研究的深度和严谨性,跟国外同行比仍有一定差距,既然有差距,我们就要努力赶上!”虽然现在团队的文物保护研究技术水平在国内同行业中已首屈一指,但苏伯民一直坚持着努力的方向。
  
敦煌研究院一直特别重视人才培养
  
  “敦煌研究院一直都特别重视人才培养,在人才培养上历任院长都从不吝啬。”苏伯民告诉记者,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敦煌研究院有意识地选拔一批理工科背景的毕业生来到敦煌研究院工作。
  
  苏伯民介绍,刚毕业的年轻人,敦煌研究院分三类进行培养。
  
  一类是送到与敦煌研究院有合作的美国或日本的专门文物保护机构,进行短期或者长期的培训,或者通过开展一些研究,来提高他们的研究水平,掌握文物保护研究的基本方法。
  
  一类是敦煌研究院鼓励各高校毕业生继续深造,鼓励他们读取在职硕士、博士学位,在硕士、博士期间,他们所研究的就是文物保护。通过这样的训练,几年之后这批人就掌握了文物保护研究、基础科学研究的一些基本的方法,他们在某些研究点上也有了自己的一些成果。回来工作后,做文物保护的研究工作比较容易上手,也更容易出一些新的成果。
  
  另一类是敦煌研究院给予其充分的机会到全国去进行学习,参加国内举办的各种培训班,尽可能让他们开阔眼界,积累经验,为日后的文物保护研究工作打下基础。
  
  “敦煌研究院鼓励支持年轻人继续学习深造,他们去读硕士、博士或申请出国留学,我们不但提供费用支持,还给他们一定的助学补助,学成归来还会有一些安家费。”苏伯民表示,“敦煌研究院一直以一种开放的心态激励人才,吸引人才。”
  
  经过多年的探索和坚持,敦煌研究院建立起相对完善的人才培养体系,成果显著,如今敦煌研究院年轻人的比例占到了70%,这些年敦煌的影响越来越大,愿意到敦煌从事保护、研究、弘扬工作的年轻人也越来越多。
  
  在敦煌研究院成长起来的苏伯民深知人才的重要性。“我特别期待高校能培养出社会需要、毕业后能尽快上手的文物保护专业人才。”苏伯民感慨,“我到处呼吁,细想起来跟自己有关系,但也不是那么有关系,只是觉得国家那么多的文物工作需要专业的人才去做,但现阶段又没那么多专业化的人才可用,说实话,挺着急的。”
  
  “希望业内业外都要把文物保护重视起来,再重视起来。”苏伯民最后重申。
责任编辑:思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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